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1/112011090600501.html
南方朔觀點－沒有領導人時代美日的殷鑑
2011-09-06中國時報【南方朔】
日本五年換了六個首相，現在是野田佳彥當家。新人上台，但卻沒有一個人興奮，許多人已開始在談他的下台了。人們認為野田佳彥的政府是個「沒有金魚的泥鰍鍋」，野田佳彥會和幾個前任一樣，什麼事也做不出來。貧乏的上台，貧乏的下台。日本已進入「沒有領導人的時代」，當領導人做不出事情，得不到尊敬，領導人身分就變成了易碎品，很快就會被折舊、淘汰。
更有趣的是美國總統歐巴馬，施政滿意度已跌破四成，在關鍵的中間選民方面則滿意度更低到只剩三四％。最近美國失業率又升到九．一％，而且很難改善，而在近代政治上，一個總統任內，若失業率高於七．二％，還沒有人連任過。因此這意謂著歐巴馬連任已出現危機。為了連任，歐巴馬已於九月二日撤回「環境空氣品質標準」的法案草案，不要去得罪相關業者。二○○八年歐巴馬以五二．七，四六大勝共和黨的馬侃參議員，他把「改變」、「希望」這種高調口號唱得震天價響；而今民調不佳，國家問題並未改善，他的連任之戰已決定用負面競選術咬緊共和黨去死纏爛打，希望僥倖連任。
因此，由日本新首相野田佳彥被人看衰，美國歐巴馬被人看破手腳，就想到英國《經濟學人》七月底那一期論「癱瘓政治」專號。該期指出，西方現在已出現一種「新的癱瘓政治」（Newpoliticsofparalysis），應該領導國家的人反而沉淪到成了問題之一，他們這個不得罪，那個要討好，於是甚麼該做的事也做不出來，反而事事追隨極端民意。該封面故事指出，「領導的缺席」這種症狀可以日本為代表。一九八○年代泡沫經濟破裂後，日本當政者即選擇最懶惰的舉債救市方式，於是這種本質上是拖的政治風格，就一直繼續到現在。日本經濟每下愈況，日本債務佔國民生產毛額之比例為世界之冠，日本已不是「失去十年」、「失去廿年」，說不定是「失去永遠」，直到現在仍無領導人認真去面對這個問題。
而美國的「領導的缺席」就更複雜了。美國領導學權威學者龐斯（JamesMcgregorBurns）早已指出過，美國自甘迺迪、羅伯甘迺迪、金恩博士等之後，即已不再有領袖人物。由於媒體發達，政治人物只想去討好各方，在媒體上多多做秀，而不要去做那種「有擔當，一定會得罪某些人」的人物。而人們也知道當領導人不能堅守住中道，意見市場一向往極端的方向移動。美國重要的政經評論家菲利普士（KevinPhillips）在《劣幣》一書中即指出，近年來美國政經方向日益右翼化，中間的自由民主派和溫和共和黨已告消失，整個政經政策走錯方向也無人理會；當「不計後果」的政治已告形成，不管那一黨當家，它都不可能去面對問題，改善問題。
歐巴馬上台後，對債務問題的解決毫無誠意，他一方面罵富人逃漏稅但又在富人減稅上放水。當他不能堅持立場，突顯民主黨與共和黨的不同，在大選時最後他只有用負面競選術來表現他的不同。第一次大選時，歐巴馬還能用一些不錯的口號贏得選舉，第二次大選由於他缺乏政績，現已決定改採負面競選術，歐巴馬走到這樣下場，難怪美國政治圈也要為之慨歎了。
因此，現在是「領袖缺席」的時代，以前的領袖要明辨深思、堅持正義，現在的政治領導人物則成了被領導者或被拖著走的人。歐債及美債危機，使西方人理解到「領袖缺席」所造成「癱瘓政治」的可怕。至於歐巴馬缺乏政績而要連任，決定把共和黨當做箭靶，展開負面攻擊，則使人體會到，當領導人物不能自我勉勵成為亮眼的金魚，他就會像個爛泥鰍一樣，把選舉搞成泥鰍大戰。最近台灣的選舉，充滿不怎麼漂亮的「勾勾纏」打迷糊仗及扣帽子，我們說在這個「領袖缺席」的時代，政治人物都成了大大小小泥鰍，語雖不敬，但卻屬實。我們不妨由泥鰍大戰的本質，去觀察大選的許多亂象！（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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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2/112011091300383.html
南方朔觀點－不靠親信也能治國─華盛頓的啟示
2011-09-13中國時報【南方朔】
西方俗語說：「有了這樣的同志，你還需要敵人嗎？」這句話的意思是在說，人的最可怕敵人其實是同志，因為這種人看起來是同志，但每天在做的卻是比敵人更可怕的事，防之不勝其防。有了這樣的同志，已真的不再需要敵人！
最近「維基解密」洩漏出一堆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的機密文件，它顯示出美國官員在台廣泛的與我們達官顯要來往。我們的達官顯要一碰到這些美國官員，就好像遇到天王老子一樣，拚命在這些美國人面前打小報告，這些小報告的內容絕大多數都是對自己同志的不滿。在外人前面打自己同志的小報告，這是甚麼人品已可想而知。台灣的上層官場一向在分誰是嫡系，誰不是嫡系，嫡系與非嫡系之間雖嘴上說是同志，但實質上永遠在搞著爾虞我詐，相互中傷算計的伎倆。這是中國古代官場的老傳統，這次由「維基解密」事件已讓人看到這種老傳統在台灣已被格外的發揚光大。在這種老傳統裡，甚麼同志情同志愛都是假的，同志只不過是敵人的另一個代號而已。八月廿三日本專欄裡我曾指出，在東方專制主義的官場裡，只有內鬥的傳統，只有親信或非親信的劃分，只要不是親信同一掛的，會被視為敵人。這種官場文化已被「維基解密」所證明。
因此，「維基解密」事件其實是極為嚴重的事件，它顯露出台灣高層政治的道德崩潰。如果台灣是個對價值及格調仍知道珍惜的社會，「維基解密」事件一定會引發社會對官場惡習的深入反省，可惜的是台灣早已成了政治價值虛無的社會，我們也只關心誰有權力、誰沒有權力。因此「維基解密」所顯露出的問題，我們是把它視為政治的八卦而已，台灣已失去深沉反省價值的一次機會。
台灣上層官場沒有同志情同志愛，只有親信非親信間的惡鬥，這時候我就想到了美國的國父華盛頓。人們都知道華盛頓乃是人類史上少有的政治人品極高的人物。前幾年當代權威艾利斯教授（Joseph.J.Ellis）著作了典藏本的《華盛頓傳》，在該書裡，艾利斯教授特別指出，華盛頓最不朽的，乃是他秉持了天下為公的信念，在他總統任內廣集精英。美國第二任總統亞當斯是他的副手，第三任總統傑佛森就是他的國務卿，第四任總統考迪森幫他設計文官制度，漢密爾頓當他的財長，美國開國元勛那一代許多重要人物如傑約翰當他的外長，美國獨立戰爭英雄亨利．諾克斯是他的戰爭部長，美國早期的司法泰斗愛德蒙藍道夫當過他的首席大法官和司法部長。
華盛頓自己沒有班底親信，他卻能找那個時代有能力及企圖心的人物進入他的政府，他手下人才濟濟，每個人都是一時之雄，他們有好幾個還是一見面就吵架的難纏人物，例如傑佛森就出名的才氣縱橫及難搞。但華盛頓卻以他的人格與能力，讓這個人才太多、太難搞的政府發揮了它優秀的能力。艾利斯教授在書裡因而推崇說，華盛頓善於徵召人才，找到人才後就放心的讓他們去發揮理想，而他自己則不該管時就發揮「沉默的天才」，讓手下去辦事，而該管時他則很精明的適當介入。從古到今，有些政府容不得人才，有些能力不足的領導人嫉妒人才，害怕太厲害的人會搶掉領袖的光采。搞政治的人雖嘴上常說「得天下的人才而用之」，但古今中外能達到這個境界卻極少，華盛頓乃是佼佼者。一個領袖自己沒有班底，沒有親信甚至自己也沒搞過甚麼政治，卻能替一個國家打造出那麼了不起的「人才治國」的傳統，華盛頓乃是歷史上的第一人！
政治有許多型態，中國文化的猜忌內鬥傳統太深，有權的用人只用親信，非親信就一定要把他們鬥垮鬥臭，因為在他們的權力觀裡，非我親信其心必異。對這種人，我勸他們多讀一下《華盛頓傳》，因為華盛頓證明了天下為公，不必靠親信黨羽，用了一堆難搞的人才，還是可以治好一個國家的，不必親信治國，同志之間不必天天搞中傷算計，那才是真正有品的政治！（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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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1/112011092000505.html
南方朔觀點－卡爾.羅夫這個打手型負面教材
2011-09-20中國時報【南方朔】
關切美國大選的，一定記得這幾次經典事件：
一、一九八八年老布希對民主黨杜凱吉斯之役：杜凱吉斯一路遙遙領先，共和黨投下大錢狂搞負面競選術，把「自由派」汙名化，花大錢罵人真的有效，杜凱吉斯終於逆轉敗。這種汙名戰術，二○○○年小布希對上忠厚老實的高爾又再度奏效。
二、二○○四年布希對上凱瑞：凱瑞是快艇事件戰爭英雄，布希陣營不知道從那裡找到幾個退伍軍人，登廣告說凱瑞的戰功不實。這種歪曲事實的廣告後來禁播，但廣告畢竟仍對凱瑞造成極大傷害。這也證明了若對手有優點，針對其優點一陣抹黑糾纏，這種招數雖爛，但還是有效。
三、「九一一」事件後，布希政府覺得只鎖定「基地組織」及「神學士」政權，問題搞不大，遂千方百計往伊拉克身上羅織，一個美國外交官撰文揭發，白宮立即爆料宣稱該外交官的妻子為中情局特務，目的是要把那家人鬥垮鬥臭，連帶的使該外交官也失去信用。美國政府則利用巨大的傳播力量加強文宣，當時全球各國都知道美國製造假證據入侵伊拉克，卅五國民調有卅國希望共和黨敗選，但美國在舖天蓋地的文宣下，仍有七成以上的人相信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是「基地組織」的幕後黑手。
上述這幾個事件，已顯示出現在這個時代，惡劣的選舉手段是有用的，誰有實力誰就掌握了醜化對手、替自己的謊言大肆宣傳的特權。而上述幾個事件，又都和近代最大的美國政治黑手卡爾.羅夫（KarlRove）有關。
前幾年《經濟學人》兩大新秀米蔻斯懷特（JohnMicklethwait）及伍瑞奇（AdrainWooldridge）合著《右派國家》一書，該書是探討近代共和黨的著作。書裡指出，卡爾.羅夫乃是猶他州人，他在十幾歲就搞政治，幫尼克森選過總統，後來唸書時即加入「共和黨學院組織」，畢業後在華府的共和黨行動組織工作過，而後即被布希家族納為家臣，也當過記者。他由於政治出道早，知道政治不是多麼偉大堂皇的事，如何搞政治才是重點，他到了德州後，老布希的大選，小布希的州長及大選全都是他在操盤。共和黨由於在美國有最大的電視廣播網，特別是「福斯網」在二○○二年後已成了最大公司，這遂使他非常擅長搞抹黑術及文宣手法，他也懂得謊話講千遍即成真理的道理。近年來美國著名的抹黑戰役，全都出自他的手筆。
近代美國政治上許多總統都有近臣幕僚，小羅斯福身邊有霍普金斯，甘迺迪身邊有索倫森，柯林頓有卡維爾，但這些近臣在辦事時都有所自制，只有布希總統時一些身邊近臣親信才手握大權。卡爾.羅夫、副總統錢尼的近臣利比、國防部長倫斯斐的親信費斯，他們成了美國上層政治很特別的一掛，他們是個打手群落，老闆們必須忙於各種表演，許多事都是他們在做。
《右派國家》這本書裡指出，自由派的黃金時代是一九六○年代，但因自由派的左翼走得太過，而後即右派持續反撲。這些右派有價值保守的「社會保守派」，有經濟放任的「放任保守派」，有反稅的「反政府主義派」，有窮兵黷武「新保守主義者」。當今的美國共和黨就是上述派別的異質組合。這些異質組合乃是個矛盾體，它內部對話空間很小，只是把民主黨當共和的敵人才而團結一致。也正因此，共和黨與民主黨間遂勢同水火，兩黨的敵對遂使得卡爾.羅夫這種操盤者隨時都在找矛盾點，製造兩黨的對立緊張。只是人們也知道天天都在製造對立緊張的，黑暗的事做多了，人們看破其手腳的也愈來愈多。
卡爾.羅夫在布希總統任內末期已幾乎成了美國人民公憤的對象，它窮扯爛打的政治手法已受到普遍指責，他有許多案底在身，罵名已定。據報導他有時參加活動，都會受到人們抗議。不太乾淨的手，做過太多不光明磊落的行為，卡爾.羅夫這種人長久而言，大概只會被後人當做反面教材來看待！（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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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朔觀點－國民黨應打一場有氣度的選戰
2011-09-27中國時報【南方朔】
古代諺語有「殺敵若干，自損若干」這種句型，這是種俗民的打仗算數學。如果一場仗打得值得，那就會「殺敵三千，自損八百」，對方代價較大；如一場仗打成「殺敵八百，自損三千」，自己反而付出較為慘重的代價，那就是一場愚蠢無必要的仗。這種愚蠢的仗打多了，最後必會失敗。
這種打仗的道理，《孫子.謀攻篇第三》就講得有學問多。它說：「國之輔者，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故君之所以愚于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者，則軍士惑矣。」
它的意思是說幫皇帝出主意的人要出對主意，一場仗不該打就不要亂打，不該退就不要亂退，仗如果打得莫名其妙，大家就會被他搞迷糊。我在此引諺語和孫子兵法為證，主要是想說當今的馬辦，由於對這場選舉的仗一陣亂打，已出了一堆問題，最近《遠見》民調，馬吳已首度落後蔡蘇配○點二個百分點，馬吳的仗打得離離落落，已出現嚴重的警號。
當今媒體裡，《財訊》最早指出金小刀那種「勾勾纏」的選舉是一種拙劣戰術。民進黨搞甚麼題目它就追甚麼題目，民進黨前腳去了哪裡，它後腳就追到哪裡，這是種歪纏爛打的打仗方法。
如果說他們是個弱小的在野黨，這種死纏爛打的打法或許還情有可原，可是它現在是個堂堂的執政黨，理應有自己的選戰論述，有自己的打仗節奏，但它這些全都沒有，這種窮纏爛打的黨又和在野何異？
因此，任何人都心裡有數，金小刀追著一路纏打蔡英文，實在是個超級賤招與濫招，馬英九追著民進黨的黨慶也到中南部拚場，這也不是多麼好看的招。由馬辦這種好戰式的纏鬥作風，我就想到近幾年來國民黨的質變，以前的國民黨有自己的組織和城鄉力量，這種實力使它的選戰可以有自己的節奏，不會一到選舉就慌了手腳。
但近年來國民黨由於向心力渙散，於是它內部的好戰好鬥人馬遂告抬頭。當年新黨那一批人在台北拚市長，就是好戰勢力的第一次浮上檯面。
國民黨內那一小群好戰人士，他們的作風完全違反了台灣多數中間人士的價值，他們愈好戰，自己鬥得很高興，但台灣中道人士卻大搖其頭。據我所知，今天馬辦內部，這種好纏好鬥之士即佔了主導地位，如果馬總統不自我警覺，他的連任之役，就會栽在這些好戰之士手上。
金小刀纏打蔡英文纏到美國，現在還準備打到日本，這種好戰之士，真的是幫蔡英文打出了氣勢。《遠見》民調蔡蘇首度後來居上，對國民黨那些好戰之士，已等於甩了一個大巴掌。以前台灣南部，大家都很輕視「竹雞仔」的好戰好鬥打群架風格，馬辦可千萬別成了政治上的「竹雞仔」！
國民黨內部一群好戰好鬥之士已使得國民黨在對蔡英文上，打了不該打的仗，反而「殺敵八百，自損三千」，同樣的道理也顯露在他們對待宋楚瑜上。國民黨的那群好戰好鬥之士，他們喜歡扣同志善惡忠奸大帽子，在內鬥時更不手軟。
宋楚瑜的問題搞到今天局面，這些好戰好鬥之士的提調擔綱，肯定扮演極關鍵角色。任何政黨都很容易因為形勢的變化而出現一種以愛黨為名，以亂鬥亂打為實的極端勢力，這種勢力只會分化這個政黨的內聚力，也會使這個黨的週邊群眾對它失望。
馬總統的連任絕不容易、連任的仗也極難打，但再難打的仗也不能去窮扯濫打，馬總統真該自己多費點心，去擬訂這場仗的節奏與調性了！而一路緊追，死纏濫打的打法絕對要避免。打一場有氣度、有格調的仗，才是馬總統應努力的目標。
近年來，國民黨的生態已變，它不再重思想，只搞文宣；不重組織，只懂得搞活動。普通時候它缺乏自己的問題意識，到了選舉時候，它就找不出自己的策略與節奏，仗打得亂七八糟，好戰者遂搶到舞台。這才是國民黨的選舉危機啊！（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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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朔觀點－走出子彈陰影下的民主
2011-10-04中國時報【南方朔】
上星期，「子彈門」突然成了主要話題，接著又由「子彈門」扯到「暗殺宋楚瑜」。台灣喜歡吹噓台灣民主如何優秀，但到了今天，重要選舉已有兩次子彈事件，以後還會不會跑出選舉子彈，還真的沒人敢打包票。台灣的民主是一種稀世罕有的「子彈陰影下的民主」！
由台灣的子彈陰影，就讓人想到世界的暗殺冠軍美國。在近代史裡，美國總統及總統候選人被刺得遂及未遂者多達十人，州長被刺八人，聯邦參議員八人，聯邦眾議員則為九人。一九六八年由於暗殺頻繁，詹森總統下令組成「暴力原因及防止全國委員會」，展開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動員研究，研究報告厚達十六冊，暗殺即佔了整整兩冊。其中最有意義的乃是暗殺先決條件的部分：
一、在專制時代，暗殺迫害及反迫害必然出現。
二、在國家嚴重撕裂的時代，不僅易有暗殺陰謀，甚至精神不正常的人也易出現，成為情境下的狂熱暗殺者。
三、美國學者克羅斯（FeliksCross）的研究指出，在某種國家內鬥激烈，當某人被塑造成國人皆曰可殺的公敵，這時候就會出現一種人，認為暗殺該公敵乃是愛國的英勇行為。這種愛國的暗殺，如果人們不是那麼健忘，當還記得當年的刺殺江南案，主事者及參與者真的相信他自己是在做一件偉大的愛國行動，「愛國」已蒙蔽了他們最根本的人性與是非。幸而他們是去美國撒野，被逮到了把柄，如果該案不是發生在美國，保證真相永遠沉淪。
美國學者克羅斯的研究發現，提醒了一個最基本的新聞準則，那就是新聞工作者在分析評論政治時，一定要有清楚的是非準則，絕對不能把一小群統治者個人利益得失混淆為國家的損失；更不能站在統治者的立場發言，隨便讓別人幫統治者揹黑鍋，而使別人被醜化為國人皆曰可殺的叛徒。如果新聞界不能堅守住政治報導及評論的是非，如果他們這種扭曲是非的報導及評論真的影響到精神異常的瘋子，而成為自認暗殺有理的愛國者，那麼這種媒體即難免成了暗殺共犯。
這個世界上有太多瘋子狂徒，他們對政治很邊緣，生活也過得亂七八糟，他們只是靠著一點點政治印象，就把特定政治人物拿來發洩不滿。「暴力原因及防止委員會」的專家學者們特別針對那些暗殺者，尤其是大案子的暗殺者做了研究，發覺到這些暗殺者，有的是嚴重的瘋子，像意圖暗殺傑克遜總統的勞倫斯（RichardLawrance）、意圖暗殺大羅斯福的席南克（JohnSchrank），就都精神嚴重失常；至於刺殺林肯的布斯（JohnW.Booth）、刺殺麥金萊總統的佐克茲（LeonF.Czolgosz）。他們雖然好像有政治立場，但對政治的認知及參與都極淺薄，就根據那一點點人云亦云的認知，失常的人格特質，就像著魔一樣，去做了任何人都想不到的暗殺之事。
由於這種人都是根據那一點印象做決定，這也給了我們一點警示，那就是製造人們粗淺政治印象的新聞工作者，當他們在討論政治時，格外要有是非之心，不容有印象的簡化，某人是叛徒，某些人是叛徒，這種態度尤應避免。但這種黨同伐異的談問題方式，最近恰好正淹沒了台灣的媒體，某些人已被特定媒體刻意渲染成黨員皆曰可殺的叛徒、某些人已成了心有二志的老奸臣。忠奸善惡這種奇怪的價值已被無限放大，這乃是最近我愈看報，心中愈覺得恐懼難安的原因。
耶魯大學著名的法學教授史蒂芬.卡特（StephenG.Carter）曾主張，人若走過，必留下痕跡，因此人必須謙虛的去面對自己的一切，但有次大選後他和某黨主要策士面談，該策士告訴他，策士所幹的事就是要挑起矛盾以圖利。於是他氣得甚為失望。而這種把自己美化，把別人醜化的戲碼正天天在台灣上演。某些人儼然已成了公敵，這種把別人公敵化的搞法，他們想把台灣帶到哪裡？
（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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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朔觀點－華爾街已成世界經濟動亂中心
2011-10-11中國時報【南方朔】
一九二○年九月十六日，那時還沒有汽車炸彈，只有馬車炸彈。當天的午餐時間，一輛停在華爾街廿三號摩根銀行總部窗子下方的馬車突然驚天動地的大爆炸。那次大爆炸造成卅餘人死亡，數百人受傷，乃是一七九二年華爾街成立以來最嚴重的「反華爾街事件」。
那次大爆炸，雖然官方宣稱是義大利激進反商分子所為，但該案從未破案，也無人被捕。廿世紀初期，所有的激進運動都以地下化方式為之，那次大爆炸，究係何方神聖所為，遂成了華爾街史的永遠懸案。
不過，華爾街雖然長期以來均為貪婪的象徵，受到許多人的痛恨及譴責，但在人人想要發財致富的美國，華爾街仍是多數人夢想的財富聖殿。一九八七年的熱門賣座電影《華爾街》裡，那個反英雄蓋可（GordonGekko）就以這段話為貪婪辯護：「貪婪，缺少了更好的形容詞來說，其實是好事。貪婪是對的。貪婪有用。貪婪澄清並掌握了進化精神的本質。貪婪有很多形式：貪婪生活、貪婪金錢、貪婪愛情、貪婪知識，它標示了人類向上提升的動力。」
因此，一九九六年哈里斯民調，有六一％美國人認為華爾街都「貪婪而自私」，但仍有七○％的人認為「華爾街對美國是好的」。意思是說華爾街以前儘管出了那麼多投機炒作和金融詐欺的弊案，但人們仍傾向於認為那些都是個案，個案不影響整體的評價。
但自從金融海嘯以迄後來的紓困，美國人對華爾街貪婪的那種曖昧評價終於澈底改變。正因觀點澈底改變，才有如火如荼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及全球各地一致聲援。
關切當今全球新興群眾運動的，都一定知道加拿大群眾運動家拉森（KalleLasn），拉森為後現代式的新社會運動理論家及實踐者，他辦了一分刊物「廣告破壞者」（Adbusters），他認為現代社會已全部都被大公司、大商品的廣告所洗腦，人的自由已成了一種新的不自由。因此以前他發起「一天不買東西」、「一個禮拜不開電視」的全球運動。而自從次貸風暴，全球金融海嘯後以迄現在的全球衰退，他已有了新的激進覺悟，那就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已出了嚴重的問號。不久前他出了一本全球暢銷書《文化堵車》（CultureJam），他認為美國擺脫英國的統治，那是美國的第一次革命。但第一次革命的成果卻被華爾街的財團及有關的富人所獨享，大多數美國人則愈來愈窮，這意味著美國已到了第二次革命的前夕。他和他的「廣告破壞者」雜誌這次發起「佔領華爾街」運動，其實是要扮演美國第二次革命的點火者角色。
這次「佔領華爾街」運動在美國及全球獲致很大的迴響，這就讓我想到美國金融評論家瑞索爾茲（BarryRitholtz）剛出的重要著作《紓困國家：貪婪和便宜錢如何腐化了華爾街及動搖了世界經濟》，瑞索爾茲回顧了整個美國的紓困史。他指出，大蕭條的紓困本質上仍是在救國，但從一九七一洛克希德飛機公司，一九八○克萊斯勒汽車公司事件起，聯準會開始介入失敗的公司，於是聯準會、失敗的公司經理人、以及政治勢力遂介入國家及市場角色。經理人不必害怕會搞垮公司，反正有聯準會來紓困。美國聯準會、財政部不計後果的鬆綁，公司特別是銀行金融公司的胡作非為，財政部及聯準會喜歡用動輒舉債的便宜錢來幫無能且不負責的經營者紓困的惡劣制度因而形成。
美國這個「紓困國家」已形同綁架美國人及世界經濟。瑞索爾茲稱這種結果為「有錢人的社會主義」，以前是國家在幫窮人，現在是國家在幫富人。美國舉債幫不負責任的富人，造成全球通漲，它已搞垮了許多阿拉伯國家，也讓美國好幾個州出現騷動，現在這個騷動的動能已在美國本身蔓延。美國人會去佔領華爾街，乃是人們已覺悟到當今世界的動源不在別的地方，就在華爾街、財政部及聯準會。他們集體在掠奪世界及美國中產階級，幫助的是那些肥貓們！（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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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朔觀點－美歐「戰略經濟」重整台灣加速邊緣化
2011-10-18中國時報【南方朔】
無論做人或治國，選定了對的方向，付出該付出的代價勇往直前，一定會得到人們尊敬，並享受到成功果實；怕的是方向不明，這邊的好處要沾，那邊的好處也要得，這種取巧可能會有一時的好處，但很快就會失去兩邊的信賴，最後是甚麼好處也得不到，取巧得到報應。而人民則共同受害。
這就是當今馬政府愈來愈清楚的困境。馬政府以「不統不獨」為口號來閃避選擇，暗中則希望北京承認「中華民國已存在的現實」，易言之，希望北京承認「中華民國的獨立」，而任何人都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因為若中華民國可以獨立，憑甚麼台灣不能獨立？西藏和新疆不能獨立？
今年辛亥百年，北京籌辦了盛大的百年辛亥百年紀念會，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絕口未提「中華民國」這四個字，而是引用孫中山先生的另一句話：「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體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希望中國「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先決條件是自己要有被正視的籌碼，而這個籌碼在馬政府任內已輸光光。
另外，我們再來談最近的人民幣風波及美韓自由貿易區的即將啟動。根據當代貿易問題權威學者，達特茅斯大學教授艾文（DouglasA.Trwin）在近著《受責難的自由貿易》所述，雖然在古典時代亞當斯密即有自由貿易之說，但近代為何反對自由貿易之聲日漲？主張貿易保護主義的人愈多？主因即是自由貿易這種意識形態太過簡單。
正因自由貿易的概念太過簡單，各國及區域自貿協定遂告興起，各國選擇自貿夥伴，也更符合各國的利益，為了國家對某些國家實施貿易保護主義也就變得很正常。
一九八○年代日本經濟如日中天，美國將日本經濟列為「危及國家安全」的對象，最中透過美歐聯手，在「廣場協議」迫使日圓大幅升值，日本因而一蹶不振。在自貿對象的選擇，貿易保護主義對象的設定上，都有更基本的「戰略經濟」考慮。而我們已看到目前已到了美國調整其亞洲「戰略經濟」的時候。
在亞洲，中國的崛起使美國如芒刺在背，因此長期而言，縱使美中貿易大戰不一定發生，但美國對中國的貿易保護措施必逐漸增多，中國成長的勢頭必逐漸減弱，這時候對美國始終不渝的南韓李明博政權遂成了美國最佳的夥伴國人選，南韓金大中及盧武鉉的民主黨乃是中間偏左政黨。
他們任內堅決主張兩韓和解，與美國立場相違背，金盧任內也是美韓關係惡化的時刻，而李明博的大國黨（ＧＮＰ）則是中間偏右親美政黨，面對中國的崛起，台灣靠著ＥＣＦＡ去賺大陸的便宜錢，南韓則是向歐美等國努力開發，去賺努力錢。
目前在國際高端社會，南韓已成了一個新的國家品牌，因此美韓、歐韓形成自貿區，等於歐美透過韓國而在亞洲有了一個重要的支點，尤其是美國更可以透過支持李明博而取回已對朝鮮半島及東北亞的主導力量。
美韓自貿的形成，乃是美國在亞洲的重要「戰略經濟」突破。也是李明博努力的得到肯定。
因此，歐韓及美韓自貿區的形成，乃是亞洲經濟重大的勢力重整，韓國透過歐美自貿區，不但ＧＤＰ可望有八名以上的增長率，更重要的乃是由於韓國更接近高端生產及消費市場，它在國際社會垂直分工及產業鏈上將升級更快。而從「戰略經濟」的角度而言，這當然等於台灣在美歐主流經濟社會被加速邊緣化。
台灣反正凡事靠ＥＣＦＡ，歐美在它們的「戰略經濟」思維中，已將台灣排除在外。
我對馬政府的ＥＣＦＡ從來就不以為然，甚至還被他們發動過圍剿。我的理由就是ＥＣＦＡ有太強的依賴性，太缺乏主體性。而今美歐已重建它們的「戰略經濟」，台灣當然被排除在外。
台灣目前為美韓自貿區而擔心，這其實乃是ＥＣＦＡ的自然結果，ＥＣＦＡ不是沒有代價的，台灣現在已到了付代價的時候，它的代價就是已被亞洲新的「戰略經濟」所排除！
（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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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1/112011102500509.html
南方朔觀點－社會運動畢竟不是表演藝術
2011-10-25中國時報【南方朔】
為了要深入理解「占領華爾街運動」，特別利用了長周末，將這個運動發起的靈魂人物，加拿大運動家拉森（KalleLasn）所著的《文化堵車》再細讀了一次，讀過後不由得對當代西方發生的社會改革運動一則以喜，一則以悲。喜的是它們的運動家和運動理論家的確很有創意；悲的是在這個媒體時代，他們已不自覺的被媒體邏輯拖著走，把運動的重點放到新聞事件上，運動的過程已大過目的，一場運動鬧下來，新聞鬧得很大，產生了若干運動名流，但運動卻可能甚麼也沒有被改變！
拉森乃是北歐的愛沙尼亞人，戰後在難民救濟營度過童年，七歲時舉家移民澳大利亞，在這裡求學成長，後來讀應用數學，曾在澳大利亞國防部當過模擬戰爭設計作業員。退役後他返回歐洲尋根，船過橫濱時他就愛上日本不願離去，他在東京開了一家市場研調公司，賺了很多錢，並娶了日本妻子。一九七○年他再移民加拿大，最先從事媒體工作，後來改而從媒體反叛工作，進而再從事社會運動。由於他對媒體有著透澈的理解，因而他對現狀的批判和社會運動都自然而然的有著媒體理論的特性。
研究近代政治社會學的都知道「壯觀」（spectacle）這個學術關鍵字，指的是由於媒體發達，廣告已取代了真實對人的認知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搞政治做甚麼事已不重要，拚命的去做秀和花大錢搞些炫耀式的活動，弄些壯觀的場面就已大過做事本身，當代政治的務虛不務實因而出現。它和商品行銷的要搞些壯觀的元素相同。政治表演做秀和商品行銷的那種機制，在拉森的概念裡，乃是它們已成了一種裝能力、扮可愛、扮魅力的「酷機器」（Coolmachine）。當代政治愈擅於做秀，愈會花大錢搞壯觀活動，愈容易獲得掌聲；至於社會的真相如何，反而無人理會。當代歐洲最懂得媒體的思想家艾柯（UmbertoEco）也說過透過媒體塑造快樂假象，已成了政治的核心。
上層的政商體制以媒體治國，以媒體發財，這種媒體邏輯的操作方式，當然也影響到其他領域，在拉森的思想裡就揉合了兩種：
第一種是社會運動的媒體化，這種思考方式起源於一九五○年代末期的歐洲，有一小群前衛思想人物，他們已體會到現在已進入集體冷漠，集體犬儒的時代，人們對別的人不幸與受苦已無動於衷，因此要搞社會運動，難度已愈來愈大，因此如何在既有的語境脈絡裡，把一件事情突出，創造出對立面，激發人們肚子裡的那把火遂變得非常重要，在社會的大海裡找利基，搞出一場壯觀的行動已成了社會運動的要點。
第二種乃是社會運動的創意化，研究當代藝術的都知道，以前的藝術都有很強的技藝條件，但到了近代，藝術已愈來愈脫技藝化，因而藝術圈已愈來愈著重「新聞事件」（Event）這種說法。一件作品是不是能成為一個「新聞事件」乃是重點，其他的因素已不再重要，近代藝術裡那種達達主義或者通俗藝術的嬉痞風、雅痞風、叛客風等因為都變成了媒體事件，把一件事情搞成新聞事件的那種創意，因而在拉森的思想裡佔了很大的比重，他即表示過他的結盟者有無政府主義者、達達主義、嬉痞風格與叛風格，他們的社會運動也是一場觀念藝術和表演藝術。
在媒體時代，無論做任何事，如果媒體不報導就等於根本沒做。因此搞社會運動的一定要找到夠嗆的題目，一定要使運動壯觀。問題在於這些只是運動的過程，而非運動的目標，而當代的社會運動都只注重媒體效果，而疏忽了目標。就以「占領華爾街」運動而言，它竟全沒有觸及如何消除貧富不均的體制和政經問題。一個運動可以一時之間受到媒體報導而成為新聞事件，但社會運動畢竟不是一場表演藝術，沒有目標的運動還有甚麼用！
（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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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1/112011110100514.html
南方朔觀點－老農津貼與權力傲慢
2011-11-01中國時報【南方朔】
人的行為反應，就他自己而言，絕對有他「合理性」（Rationality），但「合理性」在更大範圍裡卻可能荒誕至極，不合理到了不可思議程度。人們都知道「何不食肉糜」的故事，晉惠帝絕對是個好人，老百姓窮得沒飯吃，他好心的說沒飯吃就去吃肉臊啊！這個好心的皇帝長在深宮，不想吃飯就吃魚肉，他那知道老百姓連飯都沒得吃哪還有魚肉的真正現實。
「何不食肉糜」這句好心的話，當然等於好心但殘忍的在吃窮苦老百姓的豆腐，晉惠帝已不是善良的無知，而是深宮生活的自閉造成的人格扭曲與自閉，用近代理論來說，這已是一種權力造成的精神病！
一九七○年代，人道與人文思想大盛，心理治療也大幅進步，甚至形成了一個重要的「激進精神治療學派」（RadicalPsychiatry）。
這個學派奠基者之一的紐約大學教授沙茲（ThomasSzasz）在名著《意識形態與瘋狂》裡指出，近代精神治療發現，權力的中毒已使政治人物出現一種「權力傲慢症候群」，他們會根據自己的權力意志來認知世界並將許多弱勢者非人化，然後根據他們的自我扭曲來制定扭曲的政策。於是表面看來很合理性，實質上卻是絕對不合理性的事遂層出不窮。
近代史學大師芭芭拉．塔克曼（BarbaraTuchman）因而說道：「我們比較不常注意到權力會孕育愚昧，發號司令的權力常阻礙正常思考能力。合理的統治要遵守的義務，就是掌握周全訊息，心智與判斷要保持開放，以免中了陰險魔咒，腦袋逐漸僵化和制訂出有害的政策。」
她的意思是，有權者一定要防止權力的傲慢，以免精神病上身，制定出看起來合理，但實質上卻是不合理至極的政策。
在此引證近代心理治療對政治心理病毒的診斷，目的是要據以分析台灣最近的老農津貼問題。民進黨提出老農津貼加發台幣千元，國民黨要如何回應或不回應，可以有很多選擇，但全台灣一定不會有人想到，它居然自鳴得意的做出現在這種回應，一本正經的去做算術，什麼CPI也搬出來，結果算出來的是加發台幣三一六元，還要排富。大動工程搞算術遊戲，居然算出這麼有學問的三一六元。
這簡直是開了老農一個有學問的殘酷玩笑。我無意危言聳聽，這三一六元至少揮發掉國黨三一六萬票。而更不可思議的，乃是這個有學問的算術遊戲，參與的大官小官一定好幾個人，這些人怎麼全都麻木無感了。
最可怕的非合理性乃是集體的麻木無感，老農津貼這個荒誕至極的案例，其實已值得去做全盤的精神病理分析，權力傲慢的自以為是，還用很有學問的算術來唬弄，而集體都對此麻木無感，單單這個案例，已可由小看大，看出它全部的病徵。
有權的人會形成獨特認知與行為機制。前陣子讀哈佛領導學教授芭芭拉．凱勒曼（BarbaraKellerman）的《壞領導》一書。她在「剛愎自用」這一節談到「網路天后」瑪莉．米克的興衰，就很可做為權力傲慢的典型案例。
米克為摩根史坦利主管，負責科技類股的研究操作，一九九○年代網路泡沫時代，她聲名鵲起，成了天后。但在當了天后後，剛愎自用，和所有有權的人相同，都出現自以為是「上帝症候群」，不管怎麼做都一定對，公司其他人所做的研判只要不符她的心意，一定會隨便找個理由即拒絕掉。
而她們公司對網路股所發給客戶的新聞信到後來全都堂皇但都錯誤。當網路泡沫破裂，客戶受害，她的「網路天后」名聲也破。她的權力傲慢造成片面的自以為是，以及對訊息的選擇性接受，最後當然累積成一連串錯誤。
因此，有權者一定要抗拒權力傲慢，因它是病態心理的淵藪。激進精神治療學派告訴了我們，有權者很容易罹患「權力傲慢症候群」這種另類心理病，它和瘋子不一樣，它不會吵鬧，但會搞壞有權者自己的心靈與認知。
瘋子只害到自己，權力心理病毒所造成錯誤決策，則可能害到大家。老農津貼案真是個大警訊！（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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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1/112011110800546.html
南方朔觀點－亂燒錢沒藝術文化大承包商可休矣
2011-11-08中國時報【南方朔】
近年來，台灣出現了一個夭壽（妖獸）的文化概念，那就是「文化創業產業」。這個不清不楚的概念，對喜歡搞做秀、進行壯觀或表演宣傳的政治人物乃是一大啟發，於是各種壯觀、奢華有如現代版大型雜技表演的文宣活動遂告不斷，一些新型態的文化表演承包商遂靠著政治關係而崛起。一個表演燒掉兩個億，開次會就每人發兩萬元。現在已不是「台灣錢淹腳目」，而是台灣錢已多得淹到某些承包商的腦袋了。
如此不把納稅人錢當錢花的大手筆，真的讓台灣更有文化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文化藝術活動必須是人文啟蒙價值的體現，而台灣只談一個表演的鋼絲掛多高，空中噴水及煙火如何，舞台搭得如何壯觀等，這種表演已和早年的雜技團並無兩樣。如果我厚起臉皮也去承包，我一定出動直昇機拉起一千公尺鋼絲，在空中搞出個立體大舞台，加上聲光化電和千人自天而降跳蹌滾，這是百年所僅見，就這一招就足可要價十個億，台灣更可透過宣傳而揚名國際。問題是搞文化藝術為名的表演，錢可以這樣胡天胡地的亂燒嗎？這樣的燒錢對得起台灣的老百姓嗎？
世界上可沒有一個國家是這樣搞文化宣傳表演的，唯一的例外乃是中國大陸。大陸過去蹉跎了幾十年，它的國家缺乏了新的國家神話，也缺乏新的節慶傳統，在這個百廢待舉的時刻，它現在大國崛起，人民幣多到用不完，於是燒錢搞文化表演活動遂應運而生。別國辦奧運就是個運動會，但中國的奧運卻負有國家表演，宣揚大國崛起和盛世到來的責任。由於它的表演活動具有這些責任，於是像張藝謀這種具有「表演活動總管」身分的文化承包商遂告出現。一場奧運開幕式的表演，被搞成超級雜技團及燒錢不計其數的舞台科技秀。打著「表演活動總管」的身分，張藝謀又到大陸每個名勝地區搞甚麼「西湖印象」、「武夷山印象」這種千篇一律的表演秀，它是一種燒錢堆出來的科技和人海雜技表演，壯觀有餘，就是少了藝術。如果這代表盛世，所謂的盛世也不過爾爾。這種燒錢的表演活動可以燒出超豪華歌劇，可以燒出佈景道具皆金光閃閃的電影，但除了金錢味之外，它卻沒有了藝術味！
大陸的那種文化承包商亂燒大陸錢，燒出一些爛表演和爛電影。有次習近平被記者訪問，他就說「我看不懂《滿城盡帶黃金甲》，反而是像《溫馨接送情》這種低成本電影讓我感動。」但搞文化表演活動的人，搞了一輩子苦哈哈，他們衷心都羨慕張藝謀們那種成為文化承包商的燒錢特權。於是在兩岸互動，相互學習的過程，台灣遂出現了「台灣的張藝謀們」那個正版的張藝謀，動輒可燒幾億或幾十億人民幣，小號的台灣分身也如法炮製，但才燒到台幣兩億多，那種官藝勾結，浪費人民納稅錢的非法本質即已遮蓋不住。由大小張藝謀們不同的命運，顯示出台灣在抵擋腐敗上，畢竟還是比大陸好了太多。
藝文人也是人，也愛錢，這不是罪，但愛錢就請規規矩矩去賺，絕對不能以黑箱方式從政府那裡去刮取納稅人的錢。今天的台灣，表演界有所謂的「四大金剛」，他們是台灣的張藝謀們，官方的宣傳表演錢都是他們在包辦，藝文人變成了官藝勾結的文化承包商，這是藝術的墮落。而政府也要自我反省，政府必須以政績去爭取民心，用金錢去籠絡一些文化承包商，燒愈多錢搞宣傳性的表演，必然愈會燒掉人民的信心。政府的錢都是納稅人的辛苦錢，誰都沒有資格去浪費，藝文人不是一天到晚都在談人文價值嗎？官商勾結、私相授受、浪費公帑，可不在人文價值內，一個節目燒掉兩億多，他們那種雜技秀式的表演，其實根本沒這個價值。為了宣傳表演這樣亂花錢，還不如在老農津貼、學童的牛奶補助及弱勢的原住民身上多做一點照顧。台灣的那些大尾的文化承包商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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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1/112011111500568.html
南方朔觀點－沒有志氣的人坐不穩權力的位子
2011-11-15中國時報【南方朔】
希臘的總理巴本德里奧、義大利總理貝魯斯柯尼已相繼被趕下台來，縱使最強的美國，歐巴馬總統的位子也坐得搖搖晃晃。根據《經濟學人》最新的報導，有一家大型民調網站的調查，二○一二大選有四四．八％表示會投共和黨，只有四一．八％會再投給歐巴馬。《經濟學人》說，上次期中選舉民主黨丟了眾議院控制權，二○一二可能連參院也丟掉！
現在全世界的統治者都坐不穩他們的位子，這實在是個值得探討的課題。就以希臘為例，它只知舉債度日，最後搞到債務已達ＧＤＰ的一五○％，歐洲其他國家希望它撙節支出，它仍不知檢點。希臘總理及希臘人民儼然把救希臘看成是別國的義務。至於義大利的貝魯斯柯尼，他只會把下流當風流，除了不斷的在國內外鬧下流花邊秀外，他當政近九年，正經事沒做幾件，從二○○一到二○一○，義大利經濟成長可列為最差幾國之一。只比更差的海地及辛巴威略好而已。至於歐巴馬，他在二○○八年大選獲五三％選票，但囊括了大多數選舉人票，與對手多出一九二張選舉人票，在美國已可算壓倒性勝利。但他如此天命所歸，上任後卻猶疑瞻顧，顯示出他搞選舉的本領大於治國的本領。二○○九年一月，他的施政不滿意度才只二○％，但十月已急增到超過五一％，而且再也沒有回去過。美國人已有七五％認為國家走錯了方向，上次他以「改變」為口號贏得選舉，現在「改變」已成了笑話，人們要他「改變」。
看著那麼多領導人坐不穩他們的位子，遂不禁讓人油然生感。廿世紀後半期乃是政治學及政治墮落的時代，他們已不再關心最重要的領導問題，而只談多元文化、多元民主等，而在談論的過程中，如何凸顯個人，營造形象等與媒體效應相應的關係。領導人的遠見、睿智與決斷突然之間好像變得不再重要，領導人的公共表演則成了他們「新的天職」。表演政治當道，貝魯斯柯尼的下流當風流是一種表演，歐巴馬的講漂亮話也是一種表演。但領導人表演得好或壞是一時的，人民的生活和國家的願景才是久遠的。而表演得太用力者，治事必差。領導人如歐巴馬、貝魯斯柯尼等坐不穩他們的位子，並非他們表演的不好，而是他們治事太差。
因此政治學和現實政治一定要回到它的領導源頭，要如何增進人民福祉，要創造美好願景。我最近閱讀愈來愈反省到志氣這個元素的重要。
上周末讀到當代神經科學家艾默利大學心理診斷及經濟學教授柏恩斯（GregoryBerns）所著的《打倒偶像者》（Iconoclast）新作，該書譯為《不信邪的人》可能才更切實。書中指出無論發明家、大藝術家及企業家、政治家，有一種人他們的腦神經就是不一樣，會造成他們「不信邪」的人格特質，他們會去做別人認為不可能的事，這就是「志氣」。一個國家要有「志氣」，領導人更要有志氣。
志氣這個因素太重要了。韓國在亞洲金融風暴時受到重創，慘遭國際貨幣基金紓困。南韓將它定為國恥，從總統、總統夫人起舉國上下翻箱倒櫃，把家中黃金捐出救國。韓國是個有志氣的國家，三年即告脫困。這個有志氣的國家，才產生得了三星及現代這種有志氣的新興企業。
今天全球都很崇拜瑞士這個小國，在宗教改革時代，殘酷的喀爾文教派當道，欺壓別的教派，於是他們進入阿爾卑斯山區，因為生存艱難，於是他們決心「用最少的鋼鐵生產出最貴的東西」。這個早年的志氣乃是瑞士鐘錶的起源，也是後來中歐精密工藝之始。
公司要有志氣，國家及領導人更要有志氣，許多國家的領導人坐不穩他們的位子，稍加注意當可發現，乃是他們都少了志氣。無志氣者不會替未來畫願景。沒有夢想的人，他們的位子當然坐不穩。 （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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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1/112011112200551.html
南方朔觀點－不要問「社會觀感」，要問「良心觀感」!
2011-11-22中國時報【南方朔】
早年讀過已故經合會主任委員尹仲容先生的《紀念集》，記得最深刻的是他那句何止朝令可以夕改，甚至這分鐘令下分鐘也可以改的佚事。
尹仲容先生是早年的傑出人物。他當經合會主委時有次頒布了一項不妥的命令，第二天就把那個命令撤銷。他這種朝令夕改的作風，大違當時的官場習慣，有記者去問他，這朝令夕改的事簡直有損政府咸信，尹仲容遂答說：「政府做錯了事，何止朝令可以夕改，甚至這分鐘令下分鐘即應改。」
尹仲容先生相信政務官自己心中應該有把高標準的尺，做錯就應主動加以改正，這是徹底的責任意識。有責任心的人必須對自己負責，不會為了顧及個人面子或政府咸信等似是而非的理由，而延宕錯誤的改正。
尹仲容先生乃是高標準自我期勉的往聖先賢。看著這種夙昔的典型，就對今日的官場格外感慨。今天的官場已不再強調心中那把尺，而只是在說「社會觀感」。
由於當大官的心中沒有尺，他們做了錯決定或做錯事，自己根本就不知道錯，一定要等到社會強烈反彈，可能影響到選票，才以「社會觀感」為名，心不甘情不願的改正，有些改正還要扭扭捏捏的去演一場改正秀。
當大官的心中無尺，逼得老百姓要去造成「社會觀感」，要變成皮鞭，督促他們改正。這樣的社會怎麼安靜得下來？這也是我每次聽到「社會觀感」就感冒的原因，當大官的「自我良心觀感」去了那裡？
由尹仲容先生這個偉大的例子，我就想到十八世紀蘇格蘭啟蒙運動。那個時代的仁人志士從寶石匠和石匠那裡借來「打磨」（Polished）這個觀念，要把人的私德和公德全部打磨一次。因此啟蒙運動的核心人物全都在第一時間上場，他們都是道德學家和心靈工程師，亞當斯密的老師哈契遜（FrancisHutcheson）就被認為是啟蒙的奠基人。
他認為良好的社會要有品質良好的個人，特別是有權力的人，這種人必須心中有愛，要為大家服務、仁慈、悲憫、自我約束和有點幽默，這是打磨人品。當這種人對自己的品質有感，才可能創造出人們可以自在發展的社會。哈契遜的不朽功績，乃是他幫人們建造了心中那把尺。
前幾年我讀到哈佛教育學院著名教授莎拉．賴特富（SaraLawrence-Lightfoot）所著的名作《尊敬》，其中有一章專論「自尊自重」，該書在發揚啟蒙價值，認為有自尊自重的人，才可能有面對自己錯誤的勇氣，有自尊始可能主動的明辨是非，有自尊始有一切。她在書裡特別引錄了當代主要作家狄底翁（JoanDidion）這段話：
──「人們如果有造成自尊的內在價值感，他就有了一切，他會明辨是非，會去愛，會保持公平公正。若缺少這種內在價值，他就會被自己鎖住，非常矛盾的什麼都不能，不能去愛，不能公平公正。」
政府做了錯誤的決定，像老農津貼；官員做了錯事，像文建會的一個節目兩億元，有自尊懂得明辨是非的人，因為心中有尺，這種事根本就不可能發生。
縱使發生了，也應像尹仲容一樣，這分鐘發生，下分鐘就主動改正。
真正主動負責的人，不可能被人看不起，像老農津貼案實在沒有必要大費周章的去搞出一場加碼秀，太多算計的政府是很難得到人民尊敬的，就好像一個節目兩億元案，為什麼一定要等到「社會觀感」發展到社會運動程度才去處理呢？
當大官們心中無尺，他們只看「社會觀感」能鬧到多大而決定，這個政府不是逼迫人民走上街頭俾造成「社會觀感」嗎？一個大官們心中沒有尺的社會，人民會活得很累。前述的莎拉．賴特富教授就指出，當有權者不自尊自重自律，而要別人來他律，一個舒適自在的社會即不可能！
尹仲容先生是台灣政治史上的傳奇英雄，他那句「何止朝令可以夕改，甚至這分鐘令下分鐘也可以改。」已成絕世名言，但願大官們不要再等「社會觀感」，而要問我的「良心觀感」在哪裡。（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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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1/112011112900542.html
南方朔觀點－負面選舉正加速台灣的渺小化
2011-11-29中國時報【南方朔】
以前的人相信媒體可以創造出一個「知的社會」，但現在的人對媒體的這種正面功能已愈來愈懷疑。最近，美國菲爾萊狄金森大學做了一項調查，發現收看福斯新聞電視頻道的觀眾，比完全不看電視新聞的人還消息不靈通。這顯示出媒體有時候反而造成人們的無知。去年馬里蘭大學的研究也得出類似的結論。
人們都知道，福斯新聞頻道乃是最大的保守電視頻道，它對新聞會選擇過濾，給予特定的解釋，它有一堆電視名嘴，簡直就是電視洗腦員。福斯最有名的戰績有二：
一是布希政府捏造假證據入侵伊拉克，後來全世界都知道這是捏造，但福斯卻硬是不報導和硬拗，到了二○○四年仍有七成以上美國人真的相信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媒體的說謊使得政府的造假得以完成。
另一則是二○○四年大選，民主黨的柯瑞參議員向布希挑戰，柯瑞是快艇事件的戰爭英雄，但共和黨卻硬有本領將它抹黑成是假英雄。福斯排山倒海的負面報導可謂立了大功，後來法院裁定禁播，但對柯瑞造成的傷害已成。
古代媒體不發達，它的稀少性使它成了公共知識分子的公共領域，造成時代的進步。但到了近年，媒體日益發達，已使它退化成既有體制內的一種商業機構。嚴重的如福斯已成了政媒勾串，次嚴重的是則是媒體已成了一種庸俗的體制。它不再關心國計民生等公共議題，只淪為名人們表演的一個舞台。前幾年，紐約大學教戴蒙（EdwinDiamond），及作家希佛曼（RobertA.Silverman）在合著的《從白宮到你家：虛像美國的媒體與政治》中，即指出媒體已嚴重的扭曲了選舉文化。他們在書中有這麼一段：
｜｜「太多的經常，已造成一種醜陋、極端化、苦澀的結果。對人的個性謀殺已成脫口秀的例行內容，恨的訊息散布在電腦的目錄看板上。電子的謊言商人則在這樣的氣氛下活蹦亂跳，從辦公室傳真到駕車時間的廣播節目，再到深夜新聞的綜合報導。公開的謊言則在商業縫隙間隨機的散布，現代科技已甦醒了一種一無所知的民粹主義，如同對屍體注以電流，使其機械式的活動。現在，眾生只是永不停止的走著和說著。」
今天的台灣，從社會發展的角度而言，可謂已進入一個極危險的階段，在政治上，我們是個「五○％對五○％」的社會，這種型態的社會到了選舉的時候，負面競選術就會空前的高漲。在歷次大選裡，這次選舉的惡質程度可謂空前，人格謀殺、造謠說謊、大張旗鼓的罵人與互相對罵，如此惡劣的氣氛以前從未看見。
社會的整體感不會在相罵中形成，相罵也只會讓怨憎更深。而可能更嚴重的，人們在相罵中只會把自己渺小化。台灣有或輸或贏的政黨及政治人物，但已不會有大氣思考的領導人，如果深入反省，這都是爛媒體造成的爛選舉文化之所賜。
今天台灣的媒體已造成了一種一無所知的民粹主義選舉文化，它不只使人民變成無知，也使政治人物自己變得無知。在嘴巴上佔到便宜已成了政治的最高標準，是否透過作為把台灣帶到更好的未來，這種問題已不再有人關心。近年來我始終關心南韓的發展。從二○○○年起南韓銳意改革與挑戰未來，現在三星集團已成新興經濟體最大的科技品牌，南韓的現代起亞汽車，也由全球第十一進到全球第五。原本落後台灣一大截的南韓，自二○○○年起已日益領先台灣一大截，這差距猶在擴大。
民主化並未造成韓國的相罵惡鬥，而是使它的政企更加欣欣向榮和國運日益興隆，但怎麼只有台灣反而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日益故步自封，有了民主反而是整體社會更趨倒退。最近媒體上都是選舉對罵和政治人物人格謀殺的新聞，完全看不到任何一絲正面的訊息。在這種新聞稀里糊塗的惡質選舉文化和政治文化下，台灣的前途更黯淡了。
（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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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1/112011120600551.html
南方朔觀點－美國媒體民調覆轍台灣應警惕
2011-12-0601:08中國時報【南方朔】
在美國新聞史上，過去報紙的黃金時代，由於報老闆多為共和黨，報紙在大選時挺共和黨的當然比較多。一九三二年小羅斯福首次大選，挺他的報紙只占三八％，挺共和黨胡佛的則有五五％。一九三六年他競選連任時挺他的更減少為三四％。一九六○年甘迺迪競選那一次，在一二五○家報紙裡挺他的只有廿二家，由報紙的這種比例，民主黨要取得勝選，其困難可知。
正因為報紙有立場及期望的偏好，一九四八年杜魯門對杜威的那一役，挺杜威的《芝加哥論壇報》遂鬧出天大的烏龍，人家還在開票，它已搶先登出「杜威打敗杜魯門」的頭條，那一役是杜魯門贏，得票二四一○五八一二。杜威則得到二一九七○○六五票。《芝加哥論壇報》之所以會出大烏龍，當然和「開票」的拉鋸有關，而更根本的，當是該報的主觀意願太強，已強到扭曲的新聞專業判斷所致。開票後，杜魯門手持那份烏龍報紙的經典畫面，已值得全球新聞從業者警惕。特別是值得台灣媒體界警惕。
今天台灣的政治及社會發展，由於缺乏了核心人文價值，其實已分眾化到了一個極危險的程度。就以三個總統候選人辯論會為例，誰的氣度好，誰在火砲四射，看過電視轉播的應該都心中有尺。可自行判斷，但我們的電視即時民調和平面媒體事後民調，其結果卻使人不安至極：
──就以電視所作的立即民調為例，親民進黨的三立電視台，蔡英文得到十一萬一千票，馬英九只有一萬五千票，宋楚瑜也是一萬五千票。至於年代電視，它是這次大選挺宋的所謂中間選民媒體，它的調查是宋楚瑜居冠，有四萬兩千票，蔡英文也有三萬五千多票，馬卻只有兩萬兩千多票。至於親國民黨的中天，馬有三萬八千票，蔡只有一萬七百多票，宋則少到只有九千多票。我們排除造假及灌票的可能性，就單純這些數據，即顯示出媒體分眾的可怕，特定立場的電視公司，凝聚了特定立場的觀眾，對同一件事情即可做出完全南轅北轍的評價。那麼台灣還有什麼民調是可信的？一場辯論會如果只是各取所需的用來合理化人們原有的立場，要藉著辯論來溝通意見，比較優劣得失的用意，豈非完全落了空。
──再以平面媒體而論，由於台灣並無挺宋的報紙，而挺綠的報紙並沒有做辯後民調，因此人們只看到挺藍報紙的事後民調。一家報紙稱馬的辯論會表現最佳，馬是三九％，蔡只有二五％，宋則為一五％，馬既然表現最佳，馬在辯論後應氣勢大增才是，怎麼馬蔡宋的支持率反而本來的四一：三五：一○，變為三九：三二：一○，不表態選民方面由一四％增為一七％，這兩個相互矛盾的數字，其實很值得玩味。至於另一家報紙，認為辯論表現好的，依序為馬蔡宋分別為三一．七：二九．八：一三．八。而辯論會後三人的支持率是三九．九：三二．六：八．九。未表態者高達一八．六％。
由平面媒體所做的事後民調，顯示出原來就已表態者幾乎沒什麼改變，比較值得注意的是那一七％到一九％之間未表態者。二○一二大選的結果將由這些人決定。
任何一個社會，如果有自在人心的人文價值與判斷標準，那個社會就不容易隨著少數人的操弄而擺來擺去。但今天的台灣則不是有自主價值判斷標準的社會，由於社會缺乏了標準，政黨、政治人物和媒體就容易成為操弄的中心。大家都在玩著操弄民意的遊戲，一場明明就孰優孰劣非常清楚的總統候選人辯論會，但在我們的社會卻變成了各為其主的民調大戰。由這次辯論會，其實已使人懷疑，台灣還有信得過的民調嗎？台灣除了立場的差異外，我們到底還有沒有比立場更高一層的價值標準來凝結這個社會？
當年的美國媒體經常在操弄著民意，甚至鬧出過亂報選舉結果的烏龍事件。今天台灣胡亂在操弄民調，誰知道選舉結果不會讓民調專家都跌破眼鏡呢？
（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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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朔觀點－日益惡化的風土反天才的社會
2011-12-1301:20中國時報【南方朔】
多年前，當讀到英國作家布強（JamesBuchan）所寫的《天才雲集的愛丁堡》時，感觸至深。
十八世紀的愛丁堡只不過是個人口百萬，骯髒落後的城鎮，但不到幾十年，這個城市澈底改頭換面，這個城市天才雲集，成了近代啟蒙運動發動機；它自己改善了德性與行為，建立起思辯和知識的傳統，也樹立了現代經驗主義的心靈模式和法治政府，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全都由此開始。
今天我們所知道的許多偉大名字，如亞當斯密，如大哲學家休姆（DavidHume）全在這裡。這些天才們創造了現代。後來的歷史家遂說愛丁堡是大英帝國冠冕上最閃亮的那顆珍珠。
愛丁堡的天才們，常使我想到天才們和風土的關係。十八世紀的英格蘭人銳意求新求變，創造認同，他們把認同推往最大化的方向，以世界人自居，他們遂關切人類的普遍問題。
如果換了一種風土，這些天才們就難免會你攻我防，大家打成了一團。如果他們打成一團，後來怎麼可能成為創造時代的天才們，頂多成了一堆打成一團的狗熊們。天才們是要有風土條件的。
由愛丁堡的天才們，我就想到天才們的風土條件。當風土條件良好，天才們可各盡所長，合唱出促使時代進步的進行曲。如風土壞了，天才們抱著扭打成一團，內耗之不遐，大家才情的發揮必然有限。風土是會斲喪天才的。
而談到這裡，我就難免對此刻的台灣風土覺得感傷。台灣這個地方，無論在每個領域，其實從不缺乏奇才異能的個別人才，也有許多努力治學的書生，但為什麼這些人就是譜不出時代進步的進行曲呢？反而是整個社會都把活力變成了喧鬧。人們的各分氣類，相互攻訐抹黑已告氾濫。
清代台灣，人群盛行分類械鬥，現在比起以前已不再那麼暴力，但分類謾罵，分類造謠中傷的本質卻變得很少。在這種風土下，台灣縱使有天才，也會被內耗成狗熊。台灣是個反天才們的社會！
而講到社會的內耗，就不得不提到在台灣獨樹一幟的名嘴文化。名嘴有它獨特的問題意識與思考方式。它不會正面宏觀探討問題，因為這樣的談問題就沒有觀眾。
於是凡事負面思考，鑽縫隙、翻舊帳、搞鬥爭、猜動機遂成了常態。而這種名嘴文化又反饋政黨及政治人物，於是政黨的好戰之士當道，政治人物也負面人格盡現。就以這次大選為例，選到今天，可以說已是有史以來最負面的一次選舉，造謠中傷，陰謀算計，人格謀殺，已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名嘴文化的那種黑暗鄙吝世界已成了真實世界。這次大選其實一點都不大，它已降級到了縣市議員級。正因為這次選舉應大而不大，選民對這次選舉才會缺乏熱情。根據《新新聞》調查，一定會去投票的只有六九．七％，它無法使人們有熱情，乃是對三組候選人的重大警訊。
政治領導人級的選舉，應當有它的格局與高度，靠著這種格局和高度，讓平凡眾生對人生有希望，也讓天才們感到他們的聰明才智可以發揮。一個負面選舉太多的社會，它只會造成自我的卑瑣化，連帶的也使得整個社會卑瑣化與內耗化。
最近《天下》雜誌刊登了一篇金像獎影帝李察．德瑞福斯所寫的《看政論節目成不了好公民》，他在文中指出，名嘴的政論節目是一種粗魯反智的論政方式，它傷害到思辯、推理、有禮的基本道理。將名嘴文化那種世界活生生搬到現實政治中上演，是不會產生好政治，它只會摧毀掉整個社會的團結基礎。
由愛丁堡的天才雲集，由這些天才們沒有淪落為狗熊們，也想到台灣日益惡化的風土。這種風土已需扭轉，第一步請從負面競選術開始。在大選投票只剩一個月的此刻，三組人馬請嚴飭自己和所屬，停止攻訐算計，要堂堂正正的走大路，勿搞偏鋒。不怎麼正派的選舉已經夠了。我們不希望將來有人寫一本書，書名是《台灣的狗熊們》！
（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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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朔觀點－一個上天堂一個下地獄哈維爾與金正日的鮮明對比
2011-12-2001:35中國時報【南方朔】
連續兩天內，世界上有兩個重要的人物逝世。一個是捷克前總統哈維爾，一個是北韓領導人金正日，這兩個人是鮮明的對比。
哈維爾是個了不起的良心英雄，他在捷共時代最先是個戲劇作家，而後參與反對運動，乃是一九七七年捷克「七七憲章」的發起和重要的起草人。正是因為捷克的人權運動和波蘭的團結工聯運動，才促成後來的東歐自由化，他並於一九八九年當選捷克總統，做到二○○三年任滿。
哈維爾的傑出，乃是在捷共時代，他看透了在那個專制獨裁體制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已澈底崩壞，相互陷害、說謊、欺騙、利用等已成了普遍現象，人性已遭到嚴重扭曲。因此在他任上遂以人性的復歸為最主要的宗旨，他任上沒有甚麼豐功偉績，他自己只是個親切宜人、苦口婆心、致力於國家精神重建的領導人。根據捷克官員的描述，他在總統任上，自己騎一部小褶，在總統府上上下下，公餘的時間他則在世界及國內各地演說，所談的都是道德、人權、人性、民主這些最基本的核心價值等問題。他是個很有文士風格的領導人，今天捷克在東歐相對的較為穩定，道德自覺也較高，這都是拜他所賜。
一個領導人不要甚麼豐功偉績，能提振國家的精神，就已是任何功業都換不來的最大貢獻。哈維爾是後共黨時代最傑出的領導人，每次讀到他的演說，我都會想到中國漢代的「文景之治」。
而談到北韓的金正日，我總有一種夫復何言的萬端感觸。北韓是亞洲近代最坎坷不幸也最殘破的國家，它曾受到日本嚴酷的殖民統治，因而有金日成以抗日游擊英雄起家的傳奇。但戰後韓戰的爆發，阻斷了韓國統一之夢，它成了冷戰時代最前線的國家，因而造成了北韓的被迫害妄想症，因而合理化了它的專制獨裁，由金日成、金正日到現在。北韓已成了亞洲唯一的「隱士之國」，世界不論如何變，北韓都不變，只是活在自己的被迫害妄想裡，相信他們自己孤芳自賞自立自強不符現實的美夢，北韓因而耽誤了北韓人民福祉的創造。
與北韓對立的南韓也是個冷戰時代的前線國家，它原本和北韓一樣專制獨裁，但南韓後來改走民主開放路線，演變至今，南韓外貿已破一兆美元，和亞洲最富的日本，最強的中國並駕齊驅。只有北韓還繼續鎖國，繼續專制。
因此今天的人們一談到北韓的金正日都只好搖頭興歎，南韓其實並沒有那麼反北韓，如果北韓願意改變，一定可以從南韓這邊獲得極多助益，但北韓專制已久，早已失去了國家彈性，它窮兵黷武，對外在世界充滿敵意，也對自己人民的災荒饑饉不加理會，仍兀自在搞它的核子計劃。就在最近還發生邊防軍叛逃中國大陸的事件。北韓已成了東北亞的麻煩之源，當金正日身體健康，大家都很擔心，當他逝世，全世界也沒有更加放心，因為這個與世隔絕的國家，由於太不可測，已沒有人敢對它放心。它可能因為金正日之逝而做出軍事冒險，也可能會國家崩解，而造成更大的危險。當一個國家像北韓這樣，已成了世界的負擔，這絕不是北韓的驕傲，而是北韓的羞恥。據我們所知，甚至連最挺北韓的中國，近年來都已對它極為感冒，可見北韓已真的來日不多了。
在世界上立國，必須它的領導人來正確帶領國家。捷克哈維爾是個正面的榜樣，它以重建國家為本，倡導人權治國，為國家洗滌汙垢，讓國家改頭換面；而北韓的金正日則是個反面樣本，他專制獨裁，搞個人崇拜，他窮兵黷武，對北韓人民的饑饉完全無動於衷，這個國家的老百姓還不揭竿起義，更待何時！有理由相信，金正日逝世，北韓一定會導演出北韓人民沿街慟哭，為偉大領袖送終的荒誕劇，但歷史真正的評價是，他死得太晚，他早死早好！（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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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朔觀點－誰也無法預判的詭譎選情
2011-12-2702:05中國時報【南方朔】
國民黨大老，已故的宋時選先生是著名的好好先生，他在當國民黨省黨部主任委員時，我有次巡迴全省採訪，那時台灣每次選舉，國民黨都是受到猛烈攻擊的一方，我曾問他，碰到這種情況他怎麼辦？宋時選答說：對罵不是我們的專長，我們有地方關係。他還帶我去好幾個鄉鎮的民眾服務社參觀，民眾服務社就是最基層的組織，這些組織平時排難解紛，幫忙地方解決困難，儼然成了地方上的中心；靠著這些組織，國民黨建立了它的地方認同與參與。他所謂的「我們有地方關係」，指的就是這個。那個時代每到選舉，國民黨還可以好整以暇的按自己的節奏進行，好戰分子在國民黨內毫無地位。
但那種好好先生搞黨務的時代已成了過去。馬主席說「他改變了國民黨」，就是二○○八年他把黨定義為「選舉機器」，而不再是經營地方的媒介。這也就是說國民黨開始文宣化和脫地方化，於是一到選舉，那些好鬥的黨內好戰之士就告抬頭。問題是用文宣方式搞選舉要看時機，二○○八年大勢在國民黨這邊，搞起文宣自然無往不利，但到了二○一二大勢已不在國民黨這邊，國民黨缺少了地方組織的支撐，遂難免選得艱苦萬分。
當國民黨愈來愈脫地方化，民進黨反而在地方化這一點佔了上風。從二○○八大選，到前年的三合一選舉，再到去年的五都選舉，有心人應當已可敏銳的體會到，台灣以前那種「藍大綠小」的基本格局，已靜悄悄的往「綠大藍小」的方向移動。馬主席說他「改變了國民黨」，這究竟是福是禍，這次大選即可見真章。
這次大選，由今天起算已不到三個星期，這次選舉的各家民調，領先與落後的差距只在零點幾或最高到五個百分點間拉鋸，而拒絕表態的選民則高達一五％至二○％之間。拒絕表態者已成了這次大選的最後裁判，如果再加上宋楚瑜的因素，馬吳配這次的選情，真的只能用岌岌可危來形容。
由於選情詭譎難測，最近這幾天兩個陣營遂都在用最傳統的方向算票估票。馬總統在二○○八年單單北北桃即大贏一百廿萬票，國民黨黃復興黨部主委金恩慶評估，馬吳配想要勝選，北北桃至少要贏過六十萬票；但由三合一及五都選舉的經驗，加上蔡英文客家妹的加分，國民黨贏四十萬票已算僥倖，如果馬吳配在南部每個縣市都輸一、二十萬票，中部只勉強小贏幾萬，這樣加加減減，馬吳配當會以二○至四○萬票的差距落敗。如果根據媒體民調，馬吳似乎還相當有希望，但只要一落實到區域估票，馬吳陣營應當就高興不起來。
國民黨好戰派當道，這些好戰好鬥之士一定要謹記高雄市長之役，他們在陳菊高雄淹水時的行蹤問題上窮追濫打，又利用楊秋興意圖分化綠營，結果票開出來，陳菊一人獨得八十二萬票，大過黃昭順的卅萬票和楊秋興的四十一萬票，楊黃兩人相加都還輸陳菊十萬票。由高雄的經驗也證明了窮追濫打的無效。
馬總統在二○○八年大選，以五八．四五％對四一．五五％大勝兩百多萬票的絕對優勢，演變成今天這種艱困局面，縱使幸而能夠連任，也連任得很勉強，這裡面有太多值得將來學者們好好研究的課題。一個類似於台灣這種「五十對五十」的社會，統治者坐不穩他們的位子，這種困境不止馬總統如此，這次蔡英文如果幸而當選，她的挑戰也絕不會更少。這顯示出台灣如此分裂的社會，無論是誰當政，一定要把揉合社會，追求整體的自主發展列為首要目標。太注重兩岸關係而犧牲了台灣的自主性，這乃是馬政府的致命傷。將來無論誰當選，都必然各種問題千絲萬縷，迎面而來，這次選舉選民丟出了求變這個訊息，馬總統如果幸而連任，蔡英文如果幸而當選，都一定要摸索出台灣求變的新路徑！（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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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朔觀點－情治特務系統才是最該被監控
2012-01-0301:21中國時報【南方朔】
先說一段至今想起仍不寒而慄的往事。
早年我很會唸書，在學校裡也算活動分子，但有一次被後來證明為職業學生的一個台大醫科同學相邀，參加了一個學生聚會，談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問題，就開了這一次的會，從此改變了我的人生。那次會後不久，調查局開始約談，說那次集會是陰謀顛覆政府的非法集會，觸犯了《懲治叛亂條例》二條一，至少無期徒刑的罪名，姑念你年少無知，政府寬大為懷，不予追究。要體會政府的德政，今後多多與政府合作。
從此以後我就有了案底，調查局人員不時表示關切，我的案底還被送到我服務單位的安全室，再也無法升級。
從此以後我開始自閉，害怕陌生人、害怕參加活動，我的案底還被它們保密防諜的宣傳小冊所收錄，後來我讀到美國近代最傑出的特務問題專家大衛懷斯（DavidWise）所著的《警察國家》，才知道我所遇到的乃是「設局陷害」（Trapping）它乃是特務政治「寓壓迫於預防」一種慣技。
特務政治乃是近代政治之癌。它以國家安全為名，自己嚇自己，因而形成一個或多個龐大的體制，並擁有自我再生產的無限權力。它會自己找事情來做，特務權力之大，通常都會大到國家領導人都拿它沒有辦法的程度。
例如尼克森當年就怕透了聯邦調查局長胡佛，他曾和幕僚說過：「這傢伙幹了幾十年，早該下台了，但誰敢呢？」卡特總統恨透了中央情報局的胡作非為，他有一年在耶誕節前夕即對中情局大裁員，人稱「耶誕節大屠殺」；但中情局人員立即展開報復，在搶救伊朗人質上失敗，於是卡特聲望慘跌，總統大位都保不住。
當年毛澤東權勢薰天，但他對特務頭子康生還是一點辦法都沒有，康生的竊聽器甚至裝到了毛澤東的家裡。
因此，特務是可惡又可怕的，它會用它享有的至大權力來壓迫同胞，整肅政敵，甚至綁架統治者。它是個可怕的黑暗帝國。
正因為它假借了國家安全之名，它遂有「必要之惡」的灰色空間存在，並且一直在黑暗中成長，它是個噬菌體，在噬掉壞細胞的同時，好細胞也一併被消滅。正因為它的這種灰色特性，統治者對特務力量遂必須永遠保持警戒，稍微一點鬆弛，這種籠中虎就會奪門而出，對百姓和國家造成巨大的傷害。
最近，媒體報導情治系統對民進黨總統候選人展開祕密的情資蒐集，對於這項報導我不懷疑它的確實性，而且這種事也符合情治系統一貫的作風。
但馬總統表示，他自上任以來即已三番五次告誡情治單位要杜絕非法監聽與監控。他的這種說法我也相信他並沒有說謊，意思就是說，我並不相信這是台灣的水門案，將它說成是台灣的水門案，的確有過度推論之嫌。
對於這起監控疑案，我們相信它是事實，我們也相信馬總統的說詞，但就事論事，事情演變到此，反而突顯了它的灰色特性。這種事沒有來自上面的交代，而做出超過維安範圍的工作，這種「越權」的灰色地帶，其實正是人們最應關心之處，也是政府應嚴加查處的地方。
情治特務機構由於它的機構特性，它們總是會自己再生產出許多法外工作，這種工作通常都躲在細節處，特務人員還必須去估票，就是一種可怕的細節。近代人已經知道邪惡通常都躲在細節處，這種細節一定要追究查處！
選舉活動現在已快到尾聲，各陣營的宣傳及口水多得有如排山倒海，但各種口水可不必理會，但任何事涉及到情治特務機構就不容它變成口水。原因就是情治特務的祕密黑暗權力太可怕了。
它們整人害人不必皺眉頭，它們以預防為名而進行迫害。它們會綁架民主，會綁架國家，它們經常是穿了西裝的黑道。將來無論誰當政，都必須嚴密監控它的權力，它才是最應被監控的！
（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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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朔觀點－由美國經驗看大聯合轉型政府
2012-01-1001:24中國時報【南方朔】
研究美國政治的已知道有個「一八九六年大選之謎」，美國後來的許多不同，都從這次選舉開始。
十九世紀末期，美國打完南北內戰，由於國家統一，市場擴大，商機因而無限，於是鐵路鉅子和金融富豪興起，他們擅於搞官商勾結這一套，史稱他們是「強盜公侯」。他們創造的那種畸形繁榮被稱為「鍍金年代」，因此當時社會風氣敗壞，貧富嚴重不均。可是當時美國的民主政治已趨成熟，大選投票率都可高達八成，於是有識者遂努力於政治改革，希望透過政治改革而經濟改革與社會改革。
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下，一個以中產階級為主力的第三黨人民黨遂告興起，它在一八九二年大選已可推出自己的候選人，得票八五％，它拿下五十二席眾議員，三席參議員，三個州長，在七個州議會成為多數。於是一八九六年大選，人民黨遂和民主黨結盟，支持民主黨的進步候選人布萊安（WilliamJBryan），如果那一仗他們打贏，美國一定會成為重視中小企業，重視社會公平的國家。
但不幸的是，那一仗布萊安還是敗給了共和黨的麥金萊。麥金萊得票七一○二二四六，布萊安則獲六四九二五五九票。根據紐約州立大學教授畢文（FrancesF.Piven）及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克勞德（RichardA.Claward）在合著的《美國人為何不投票》中所述，那一次大選，美國的富人們已警覺到政治在變，社會在變，他們的利益可能受損，他們必須阻擋這波變化；於是那次大選有錢的大亨們遂大舉動員捐錢給麥金萊陣營，那一仗麥金萊陣營收到政治獻金三五○萬美元，這是當時的天價，而布萊安陣營只有卅萬美元。那一仗布萊安之敗是敗在金權上。一八九六年的大選，使得美國的民主走向了金權政治的不歸路。
除了金權政治外，一八九六年的大選也使得美國政治的既得利益者警覺到民主政治可怕的另一面。中下階級可以用選票來造成他們不願意的改變，於是度過那次大選危機後，美國遂開始對中下階級進行消音。在那個時代消音的手法直接而粗暴，它就是以限制選舉權的行使為主要手段，如用嚴苛的選民登記，選民考試及少設投開票所等招數來限制人民的選舉權。於是美國的投票率開始急速下降，在一八九六年至一九二四年間，美國大選的投票率在南方由六四％降至一九％，北方則由八六％降至五五％，全國平均則由八一％降至四九％，這表示北方的下層中產階級和南方的黑人已被澈底的政治消音。透過制度的設計和意識形態的操作，於是美國成為全球投票率最低的國家。因此「一八九六年大選之謎」乃是十九世紀末美國因應轉型但未轉成反而走到反方向的特殊例證。同一時間，歐洲國家在選民的壓力上發展成福利國家，美國卻成了金權政治國家。
我在此特別舉出美國的「一八九六大選之謎」，主要是在表示，每個國家在某個特定時刻都會面臨轉型的壓力，轉型成功是國家人民的福氣，轉型不成功並不表示國家一定完蛋，但國家人民卻會因此而錯過更好的可能性。自從一九八八年「美國政治學年會」正式提出「政治轉型」這個預見了廿一世紀上半期全球政治發展方向的核心價值後，全球多數國家莫不努力於政治的轉型偉業。
但轉型需要轉型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那是一種高度知識整合與企圖的意識，在今天的亞洲、新加坡已在向頂級城市國家之路邁進，南韓則已成中型的科技大國，甚至連香港亦被動的轉型成中國的金融商業中心，只有台灣落到了轉型不動的最後一名。
台灣在二○○八年後，政治上有山崩式勝利的政府，有絕對多數的立法院，那是轉型的最佳時機，而錯過了那樣的時刻後，二○一二大選，無論誰當選，都只能是微幅或極微幅領先。而國會則可能三黨不過半。轉型的工作將更趨困難，甚至不可能。因此此次大選，似乎不必有太高期待。唯一方法，就是像蔡宋宣示的，無論誰當選，都去組成大聯合政府，否則台灣的轉型改革更無希望。 （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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